一位接近澳亚牧场的知情人士向澎湃新闻介绍，澳亚牧场“死牛案”主犯王秀玺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后，该牧场还在与他人合作出售淘汰牛。

“一般每月一次‘批淘’，每次淘汰数十头牛，大都是健康牛只；‘零淘’每天一次，2-5头牛不等，有的可能是病牛”。

该知情人士称，出售淘汰牛时，澳亚牧场仍不负责申报检疫，还是让牛贩负责检疫。而检疫兽医一般不到场检疫，“来牧场前，牛贩就先找检疫兽医开好该批牛的检疫合格证明，检疫兽医每次收6元钱开两份检疫合格证明，一份给运牛的司机，一份给澳亚。”

9月29日，澳亚牧场现任场长于洪宝向澎湃新闻称，其牧场所出售的淘汰牛都是经过当地兽医部门检疫后才出售的，不存在病牛。当被问及具体怎么检疫时，于洪宝以手头有事为由，匆匆挂断了电话。

“死牛案”并非孤例，拷问经营者良心

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后，“万头牧场”在中国高速推进，然而，随之而来污染、防疫问题也日益凸显。

2014年，“万头牧场”另一家领军企业现代牧业也曾被卷入类似私售病牛事件漩涡。澎湃新闻此前曾报道，陕西犇犇牧业有限公司通过竞标购买了现代牧业宝鸡公司90头淘汰牛。2014年11月，西安市动物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出具的动物疫病检验报告显示，其中5头牛“结核病”检测结果呈阳性，37头牛“布病”抗体检测呈阳性。事后，犇犇牧业法人代表李海平因“涉嫌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被警方刑事拘留。

高级乳业研究员宋亮向澎湃新闻介绍，大型牧场年淘汰牛比率在20%左右，其中包括正常淘汰的健康牛，也包含病牛、死牛。牧场为减少损失，“将正常淘汰的健康牛卖给肉联厂，病牛、死牛卖给黑作坊，这个是普遍存在的”。

2015年9月，澎湃新闻先后向陕西、山东、北京等地的奶牛养殖个体企业进行咨询。陕西一位奶牛养殖场负责人向澎湃新闻坦言，在其经营的奶牛场，“小牛吃太饱了，容易胃鼓气死亡，还有受伤死的、淹死的，我们一般也不出售，基本都无害化埋了”。但“大牛要是意外死了，不是疫病，我们也偷着卖，挽回点损失”。

“民不告、官不究。”陕西某地级市分管畜牧业的一位农业局副局长告诉澎湃新闻，目前我国对牛、羊未实行屠宰检疫，只有牛、羊离开饲养地出售时会采取产地检疫。“有的农户辛苦养一头牛，结果意外摔死了，宰了卖肉，只要没人举报一般也不会去追究”。

9月12日，澳亚牧场“死牛案”中多位获刑人员告诉澎湃新闻，他们对案件的判决仍表示不解，“这些牛很多是死因明确的，牛吃多了鼓气死的、淹死摔死的，这些牛按道理都还能吃，为啥都是死因不明，都犯罪了？”

  9月15日，农业部回复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依据《动物防疫法》、《畜牧法》、《生猪屠宰管理条例》、《动物检疫管理办法》以及牛羊产地、屠宰检疫规程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牛羊出栏、屠宰、进入市场销售前，需申报检疫，并经所在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产地检疫合格。

“这是对一个牧场经营者良心和道德的拷问”，对于病、死牛的监管现状，孙效敏如是评价。按照目前对病、死牛的监管机制，一方面依靠基层检疫部门监督检查，另一方面依靠牧场经营者主动申报检疫。按照《畜牧法》要求，牧场需要建立饲养档案以供监管部门检查监督，但一些牧场不这样做，不申报检疫，私自处理病、死牛，检疫部门确实很难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