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儿童医院的门急诊量2014年达到337万人次，日最高门诊量超过1.3万人次，而医生只有600多人；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的门诊定额是15个号，实际上每位医生经常加三四十个号，普遍要看到五六十位患者。

　　北京共有60多家三甲医院，在全国百强医院排名中，北京占到23家，居全国之首，年门诊量高达两亿多人次，其中三分之一是外地来京就医患者。

　　毫无疑问，供求不均衡导致“号贩子”长期有生存空间，尤其是在医疗资源集中的北京。那么，这是医疗资源稀缺造成的吗？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国务院国家医改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刘国恩曾给媒体提供过两组数据：美国每千个人平均拥有床位只有3.1张，而我国目前每千人拥有的床位已达4.8张，“所以说总量上并不是根本的矛盾，但结构上出了非常大的问题。我国2015年的门诊量近80亿，但只有两万多家医院。几十亿的普通门诊量涌向两万多家医院，这个问题不解决，永远都会面临拥堵的常态，所以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通过改革把普通门诊引向社区。”

　“专家团队”能否按“病需”分流患者

　　统一号源，加强退号、复诊号的管理，将是北京各大知名医院头上新的“紧箍”。今年上半年，北京市部分医院还将试点“专家团队”工作模式，按病情分诊、转诊求诊者，把专家号留给病情疑难、危重的患者。

　　这是2月16日在打击“号贩子”专项工作部署会上，北京市卫生计生委、北京市医管局共同作出的决定，目的是让有限的专家资源更好地为疑难重症患者服务。

　　“专家团队”模式能否按“病需”分流患者，成为除分级诊疗之外，杜绝“号贩子”的一剂良药？

　　“号源紧张，是‘号贩子’存在的根源之一，而专家一定是少数人、紧缺的。在这种情况下，要研究的就是分配方式，如何提高专家服务的效率。”北京市卫生计生委的一位负责人解释，“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要在顶级专家手里才能解决，绝大部分不需要顶级专家出手。一般性问题在工作团队层面就可以解决，少部分需要顶级专家出手的，工作团队可以完成基本检查等任务，减少专家一般性工作量，提高效率。”

　　这位负责人认为，实际上这是将专家资源依靠时间要素分配，变为依靠经济，也就是特需的资源分配方式。

　　据了解，类似的做法，在一些医院已开始实施。这种方式，既可以及时医治病人，专家又能言传身教指导培养年轻医生。

　　另外，“号贩子”的号源渠道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雇人排队，还有一种是以各种方式要求加号，甚至威胁医生。对于医生而言，诊疗时间有限，加号多了，不仅医生疲劳，诊疗质量也会相对下降，而利用专家团队可以弥补这一问题，同时也要严格控制加号不给“号贩子”可乘之机。

　　“这一探索，具有医学伦理的意义，反映了医改正确的价值观，体现了对医学规律的深刻把握。”长期从事卫生政策研究的北京市卫生计生委副主任钟东波认为，采取“专家团队”的就诊方式，要改变医生的薪酬分配方式，不能再简单依靠工作量、经济收入来支付医生薪酬，而应基于组织化、体系化、高度分工合作的岗位设计来支付薪酬。

     记者 李新玲